首页 > 老龄事业 > 原新中国老龄化终将走向“边富边老”
过去70年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处于巨变之中，未来老龄化将进一步加剧。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原新认为，人力资本增强、劳动力规模巨大、老年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开发构成了未来中国的人口红利基础，中国老龄化终将走向“边富边老”。
观点摘要：
●新中国成立后，共有三个人口出生高峰，必然会形成三个人口老龄化“冲击波”，预计2053年老年人口规模会达到最高峰值4.9亿。
●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市，家庭养老的人力资源外流、经济能力相对薄弱、体制建设相对滞后，使得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变得更加复杂。
●要提高农民工的养老保障水平，应彻底改革现有户籍制度，将人口划分为两类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
●“经济蛋糕”做大了，分配“经济蛋糕”的“量器”——养老制度才能更加公平，老年生活才会得到更好的保障。
●人力资本增强、劳动力规模巨大、老年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开发这三者综合，构成了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的人口红利基础。
●从动态来看，我国人口老龄化从“未富先老”起步，终将走向“边富边老”。
新中国成立至今70年间，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口年龄结构也处于巨变之中，我国仅用了不到30年便完成从年轻型人口到老年型人口的转变。如今，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剧，对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相比较而言，我国对老龄化的研究开展得比较晚。1980年代，邬沧萍等老一辈学者开始了老年学和老龄化的研究。其时，由于中国正处于成年型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问题仍不凸显，学界并未投入大量的精力去研究。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后，中国人口形势变化加快，生育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增长加速了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1990年代以后，学界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讨论不断增多。
2000年11月，中国进行了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8811万人，占总人口6.96%；60岁以上人口达1.3亿人，占总人口的10.2%，这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未富先老”的中国不得不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近20年来，我国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建立了养老保险制度，形成了包括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为主的多层次、多支柱新型养老保险体系。
我国的养老服务体系也在逐步建设完善。国务院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功能完善、规模适度、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养老服务产品更加丰富，市场机制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业持续健康发展。
2018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4949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7.9%，65周岁及以上人口为16658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1.9%。人口老龄化仍在加剧，社会保障、养老服务供给与老年人口的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缺口，社会保障“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一系列养老问题步步紧逼经济转型期的中国。
未来30多年将是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时期，“谁来支持养老”是我们不得不去思考的问题。
原新从事人口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至今30多年，1990年代以后，他开始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他认为，只要中国的“经济蛋糕”做大了，分配“经济蛋糕”的“量器”——养老制度才能更加公平，老年生活才会得到更好的保障。
“人力资本增强、劳动力规模巨大、老年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开发这三者综合，将构成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的人口红利基础。”原新说。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围绕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未来形势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应对之策，记者专访了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
从年轻型到老年型人口，不到30年
记者：我国对人口老龄化的研究为何开展得较晚？
原新：中国老龄化最大的特点是具有突发性，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晚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上个世纪50年代晚期，社会上批判“二马”，一个是马寅初，另一个是马尔萨斯。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对中国人口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但是马寅初被批判以后，中国人口问题的研究被打入了“冷宫”。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学界对中国人口问题以及人口理论的研究逐渐恢复。学界最早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邬沧萍等学术前辈开始关注和研究人口老龄化，但因为那个时期的人口结构正处在成年型，老龄化问题还未凸显出来，相关研究文献很少。1990年代以后，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初显，学界才大量地关注到这个问题，研究也慢慢深入，后来成果越来越多。
记者：新中国成立至今，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
原新：以人口学来划分，可以分为年轻型人口、成年型人口和老年型人口。中国一共做过六次人口普查：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根据这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分析，1964年的人口年龄结构还是典型的年轻型，1982年已进入成年型，2000年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接近10%，65岁以上的人口接近7%，当年年末中国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记者：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吗？
原新：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是生育率和死亡率双双下降。随着科学技术、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死亡率的下降和寿命的延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是文明的标志，正常情况下，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另一方面，经济越发达、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越不愿意生孩子，生育率的下降也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普遍结果。所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生育率和死亡率的下降只是存在速度、时间、起点和程度上的差异，不存在本质的差异，因此，人口老龄化也就成了一个必然的结果。
记者：中国从年轻型人口发展成为老年型人口，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在这个过程所用的时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
原新：中国从年轻型人口发展成为老年型人口，至少比发达国家在时间少了一半以上。中国人口有年轻化和老龄化的过程。在1964年以前，中国人口还处于年轻化的过程，少年儿童人口比重在增加，老年人口比重在下降。1960年代中期以后，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开始了。
具体来看，新中国成立时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43岁，现在为77岁，婴儿死亡率从200‰左右降至目前的6.1‰，越来越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总和生育率从上个世纪60年代6以上，与发展中国家相同，现在只有1.6左右，与发达国家一致，伴随快速的人口转变，进入老龄社会的时间被高度压缩。
记者：1970年代，中国实行了“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1980年开始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的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这么多年，对中国人口老龄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原新：即使没有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我国人口老龄化照样会到来，全世界皆如此。但是，在德国、英国、法国等先发的资本主义国家，一个家庭从生六个孩子减少到生两个孩子平均用了70-80年以上，而我国仅用了20年。
另外，我国的死亡率下降也是一个奇迹。新中国成立70年，我国的平均预期寿命净增加了34岁，年均增加0.49岁，比发达国家同一个年龄区间的年均增长速度快进一倍，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是跳跃式的增长。生育率下降和预期寿命跳跃式增长的规律性结果就是我国快速的人口老龄化。
记者：计划生育政策逐渐放开，对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的效果会在多久后体现？
原新：从人口学的规律和生命全周期来看，缓解或增加压力是相对的、分阶段的。生育政策的放宽首先产生的不是缓解作用，而是压力，因为新出生的人口会增加少年儿童抚养负担，相对而言，老年抚养负担不会在短期内改变，当新生人口能够对老龄化有所缓解已经是20年以后，等这些孩子变成劳动力之后，老龄化水平和抚养负担可能会略微有所下降，但也只能缓解一个相对值。当新生儿在60年之后变为老年人时，又会增加那时的老年抚养负担。
未来，我国可能会实施更加宽松的生育政策。政策的任何调整也是“手心手背”、利弊兼收的，看待人口问题，必须要有全局视野和长周期视角。
2053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峰值
记者：我国什么时候将会到达人口老龄化峰值？
原新：新中国成立后，共有三个人口出生高峰，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三个“婴儿炸弹期”。其中，1950年到1958年我国平均每年出生2077万人，1962年到1975年平均每年出生2583万人，1981年到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