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这是基于对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及其影响和我国老龄工作已有基础作出的重大判断和科学决策，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工作全局和长远发展。做好新时代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作，必须完整、准确、全面理解“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的理念，始终将这一理念融入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贯彻到做好老龄工作的所有方面、各个环节。
一、深刻认识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人口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要素。老龄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口老龄化是世界性问题，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是深刻持久的。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老龄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最重。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目前，国家发展已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转向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与此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即将从轻度进入中度。我们一定要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全局和战略高度，运用辩证思维正确把握人口老龄化的形势和趋势，推动完善和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一）从全球视野看，老龄化既是世界性的普遍趋势，又是我国的特殊国情
人口老龄化是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出生率和死亡率持续走低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有普遍性、必然性。从人口老龄化的进程看，自19世纪60年代法国最早步入老龄化以来，发达国家一直领跑老龄化进程。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已全部进入老龄化行列，一些发展中国家也陆续走向人口老龄化。目前，除非洲国家以外的几乎所有国家，都在经历老龄化的过程。欧洲是人口老龄化形势最为严峻的地区，预测显示，2050年欧盟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将达到28.5％，其中，意大利和德国将上升至33.8％和29.4％，法国为25.6％。在亚洲，日本和韩国的老龄化问题也日趋严重。根据联合国预测，到2099年，全球192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结构都将变成老年型。人口老龄化给很多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极大影响，引发财政失衡、劳动力短缺等问题，一些国家的高福利制度也受到考验。我国自1999年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以来，老龄人口的数量和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一直在快速发展，“七普”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人口2.64亿，占18.7％，其中65岁以上人口1.9亿，占13.5％。预计到2048年前后将超越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平均水平，跨入全球人口老龄化水平最高的国家行列。从老龄人口的特征看，我国人口老龄化有与其他国家共性的趋势，如家庭小型化、高龄少子化等；也有许多独特性，如老龄人口基数大、在全球占比高，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快、区域不均衡，高龄老年人和失能老年人多，空巢化和独居化加剧，等等。作为世界上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不仅直接关系我国自身的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也是解决全球老龄问题的关键，事关人类发展和人权进步。从人口老龄化的深层背景看，快速的人口老龄化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方面。当今世界的人口老龄化与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交织重叠，涉老制度的改革和老龄事业发展呈现一定的共同趋势。任何国家都难以自我封闭、独善其身地应对老龄化问题，必须在互鉴、合作、共赢中构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应主动借鉴其他国家的老龄政策和经验。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起步晚、速度快，任务重、基础弱，环境和条件复杂，文化底蕴特殊，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与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相交织，与新型城镇化、社会信息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同步，这些特殊性使得我们必须努力探寻中国特色的老龄化应对之路，努力实现“中国特征”向构建“中国优势”转变。
（二）从历史演进看，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既有明显的长期性趋势，也呈现出许多阶段性特征
人口老龄化是贯穿我国21世纪始终的基本国情之一，人口老龄化的关键节点与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步骤安排基本重叠。从现在到2050年，我国老龄人口持续增加、老龄化持续加深。2050年之后的约50年间，我国人口老龄化持续保持高位运行。预计2024年老龄化水平将超过20%。“十四五”期间，65岁以上人口将超过2亿，在总人口中占比将超过14%，我国进入中度老龄化已确定无疑。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将在2025年接近3亿，2033年突破4亿，2050年前后达到接近5亿的峰值；2035年老龄人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达到30%左右，我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2050年之后的几十年间，我国老龄化水平将持续保持在35%以上，重度老龄化将持续到本世纪末。同时，受新中国三次人口出生高峰的影响，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呈现出波浪式前进的特征，有几次明显的高峰期。“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人口老龄化进入急速发展的高峰阶段，老龄人口年均增加超过1000万人，年均增长率约为4%。同时，人口老龄化将呈现许多新的阶段性特征。一是老年群体发生代际更替。未来几十年间，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两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将陆续步入老年期，预计“十四五”末“60后”老龄人口将占老龄人口总数的28％左右，独生子女的老年父母和自身就是独生子女的老龄人将快速增加，家庭空巢化、独居化、小型化、少子化的态势将更加凸显，这些新生代老龄人大多面临上有高龄父母或祖父母需要照顾、下有孙辈需要照看的双重负担。二是老龄化的区域分布发生新变化。“十四五”期间，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将进一步加剧，预计农村人口老龄化高出城市老龄化的程度将由7.7个百分点提高到9.4个百分点。部分人口净流出的农村和城市，将经历人口负增长和人口急速老龄化叠加。部分一、二线城市中心城区将面临老龄人口高度聚集、过度老龄化与“大城市病”叠加的难题。老龄化的区域差异既会增加应对复杂性，也会提高政策回旋的空间。三是老年群体的需求结构转型升级。广大老龄人的需求结构总体上呈现由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升级，从偏重物资保障型向追求高品位的精神文化生活转型。特别是新生代的老龄人受教育程度更高、知识技能更强、服务需求更多元，对养老服务的品质提出了更高需求。老龄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老龄事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将更加突出。我们必须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历史和战略高度，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着力推动老龄工作进入高质量发展的轨道。
（三）从生命进程看，老龄化绝不只是老龄人的事情，也关乎各个年龄段的群体和每个人的全生命周期
老龄社会是不同年龄人群共存共荣的社会。老龄方针政策、应对老龄化战略不仅使老龄人受益，也对中青年有影响。国外有研究者得出结论，“任何对老龄人投资，真正得到最大好处的是当代的中青年”。我国也素有“家家有老年人，人人都会老”“今天的老年人就是明天的自己”等说法。现收现付制度下的老龄人养老和医疗保障有赖于年轻人的投入，老龄人的照料服务也在相当程度上需要年轻人提供。人生的不同年龄阶段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老龄人的生活保障与其年轻时的财富积累密不可分，老年期的健康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年少时的行为习惯。新时代老龄工作面临双重任务，一方面要根据老龄人口占比的变化，适时调整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尽力满足老龄人口在经济保障、医疗保健、精神慰藉等方面日益增长、愈趋多样化的需求；另一方面要兼顾好年轻人的需要，促进社会福利效益最大化。如何平衡好青年发展与老年保障，这是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需要树立“全龄人群、全生命周期”理念，既聚焦当下老龄人口的经济保障和公共服务，又支持年轻人成长进步，鼓励其主动为老年期做好物质储备、健康积累和精神准备，着力建设代际和谐的全龄友好型社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世代共建共治共享。
（四）从可能影响看，老龄化既潜藏着风险和挑战，也带来了红利和机遇
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带有全局性、长期性和双重性。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势必给国家发展带来压力，同时，也会增添促进发展的新动力。在经济领域，人口老龄化可能导致劳动力老化且供给规模缩减、消费需求型人口比重提高和投资需求型人口比重下降、国民储蓄率走低、经济运行成本升高，等等，这些都会制约经济发展的活力、速度和效率，进而有可能制约国际竞争力提升；同时，人口老龄化也会倒逼科学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素质提升、就业结构和方式转型，促进供给侧和需求侧改革，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创造经济发展的新模式。我国广大老龄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这其中蕴涵着巨大的消费潜力，数量众多的活力老龄人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人力资源，老年消费市场和老龄产业将成为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社会领域，人口老龄化势必加大社会保障支出压力，加重社会与家庭的养老负担，导致养老服务和健康服务的供需矛盾更加突出，维持代际公平、社会和谐难度加大，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面临挑战，同时，也会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和运行模式创新，促进老龄人社会参与和完善社会治
